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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在青州

(上)
周象坤 摄
  □岳秀琴

  1875年早春的一个雪天,一位来自英格兰的年轻传教士,风尘仆仆从烟台赶往青州府,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45年的传教生涯。45年间,他从青州到山西,再到北京,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成为清末动荡世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1919年,他利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写出了著名的回忆录《亲历晚清45年》。

  他,就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一个被誉为“影响中国现代化的一百洋客”之一的文化使者。在李提摩太去世九十多年后,当人们以种种方式,关注、探寻他的中国行旅时,猛然发现,青州,竟是他全面打开整个传教活动及清末山东地区“西学东渐”的时代节点。

  那么,历史究竟赋予了怎样的力量,让青州遭遇李提摩太,并成为清末山东地区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的热点区域之一呢?

  130年前的青州,虽已失去山东省会城市的政治地位,但仍然是清朝的一个府制机构所在地,辖益都、寿光、临淄等11县;而且,青州地处要津,交通四通八达,人员流动频繁;同时,它还是山东中东部的一个文化中心,在青州城里设有考院,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届时,成千上万的学子来到青州参加会试,再加上南来北往、操着各种口音的客商,街道为之充塞,彰显着青州的繁华与富饶。

  于是,已经来到中国五年、传教活动一再受挫的李提摩太将目光投向了青州。他在其著名的回忆录《亲历晚清45年》中明确记载他选择青州的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青州是当时山东东部规模最大的城市。“青州是州政府所在地。在以前某个朝代,它曾是一个王国的首府。那时它占据的面积很大。即使现在,它的面积也是一般城市的两倍,它的城墙在山东是最好的。”(摘自《亲历晚清45年》)

  二是青州宗教气氛较浓,他认为在这里更容易传教。“经过调查,我了解到,在相距二百英里的青州城周边的某个地方,有几个当地人教派,信徒很多,他们追求的是比中国三大宗教所启示的真理更高的真理。我得出结论,这就是上帝准备好的将要由我传播福音的地方。”(摘自《亲历晚清45年》)

  而国内知名的近现代史研究学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省宗教研究会理事刘天路对此有着同样的见解:青州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山东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地理和政治优势,络绎不绝地来到山东的外国传教士纷纷认识到了青州的这种独特性,青州处于中国沿海到山东中心城市之间的过渡区域,这个区域有广阔的乡村地带,对基督教的传播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英国浸礼会和李提摩太就开始把青州作为它的一个传教重心。

  1875年,代表英国浸礼会到达青州的李提摩太,在一开始也同样遇到了排斥和不理解,没有人租给他房子,他只能寄住在一个小旅店里。然而,这一切的改变,竟是一场从1876年持续到1879年、波及华北五省的特大干旱“丁戊奇荒”,整个中国北方大地“草木皆枯,饥馑载道”,繁华的青州府也是经春到冬滴雨未降,饥民遍地。李提摩太相时而动,将他的传教与赈灾穿插、交织,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先后从上海和国外募集了三万多两银子,分发到灾情严重的青州府下辖各县;同时,他还建立了5所孤儿院,收容孤儿,并通过赈灾,把大批的私塾、学馆接管过来,办成自己的学校,称为揽馆,三年间,他接手的揽馆达十几处,收容学生近千人。

  就这样,在突如其来的天灾面前,西方文明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普通中国民众的信奉。李提摩太在赈灾中的突出表现,第一次显示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他也因此成为官府的座上宾,其传教活动也就此从底层群众进入上层社会。

  其实,早在李提摩太到达青州之前,美国北长老会就已来到青州布道,并于1866年办起了一所小学。后经英、美协商,青州由英国浸礼会布道,美国教会退出。

  紧随李提摩太之后,从1876年开始,英浸礼会总部派遣大量传教士来到青州,他们在位于青州府中心地带的、原明衡王府旧址上修教堂、办学堂、建医院,至1898年戊戌变法前,宽阔而荒废的衡王府旧址上就先后建起了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14所教会学校,形成了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青州也因此成为十九世纪末期山东地区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重要区域。

  据历史记载,当时在青州建立的最有名的书院有培真书院和广德书院。培真书院建于1881年,由浸礼会传教士仲钧安、怀恩光、卜道成创立,旧址在原潍坊教育学院北院,时称北书院。书院分神学科和师范科,神学科主要培养牧师和布道员,师范科则主要培养初级学堂教习,是山东最早的近代师范教育雏形,至1902年共有毕业生227人,大多成为各地新型学校的创办者,为我国和山东近代教育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德书院则建于1884年,由浸礼会传道士库寿龄夫妇创办,旧址在原潍坊教育学院南院,时称南书院。广德书院是一所颇具现代教育理念的综合性学校,学校分小学、中学和大学部,以文、理双科教育为主。当时,学校的课程既有道学、经学,也有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还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西方现代学科。大学部学制七年,在当时就培养出了白玉章、宋传典等颇有影响的学生。

  1897年,库寿龄又在西皇城街建起了一所专门招收贵族女子的寄宿学校,名崇道书院,时称西书院。

  十九世纪末期出现在青州的这些教会学校,从时间上来看,它们均早于1898年才出现于北京的我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国立京师大学堂(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在当时确实发挥了很好的教育启蒙作用。颇具现代教育理念的传教士们,将西方最新的现代文明引入教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开启了山东近代教育的先河。

  除了现代基础教育,传教士们还在青州传播现代科学文明。传教士怀恩光于1887年在培真书院的前边,临街建起了“青州博物堂”,借鉴外国博物院或教育馆的形式,陈列了西方的蒸汽机、挖泥船、火车等模型,还有当时最先进的显微镜、地动仪、望远镜等欧洲文明成果,向来青州参加府考的学子或途经此地去往省城的官员们进行展示,以消除他们对西方的误解,也为了更好地传教。博物堂开展后,当年就有5000名参观者,次年增至2万人,科举考试期间,一个星期的参观者就达2万人,对西方科学文明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曾经的博物堂,连同那些名噪一时的教会学堂,都已湮没于历史风雨之中,遗存的部分零星建筑,或默默隐入了高大的现代城市建筑群之后,或静静地定格在城市的一隅。百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近这些中西合璧的古老建筑,黛青色的灰砖小瓦、斑驳的四厅立柱,依然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交响与融合之美,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青州文化中曾有过的那段西学东渐的特殊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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